2011年12月，就颇具争议的稀土配额削减政策，中国出台了新的环保解释，强调只有符合2011年环境保护措施要求的企业才能获得稀土出口许可证。WTO成员之间就该措施与WTO义务的是否兼容的问题，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激烈辩论，而中国此举将为其2012年的稀土贸易战略增添一抹亮色。此项声明的发表正值“中国原材料争端”案件的进展期间，该案与稀土贸易密切相关，其上诉机构报告有望于1月30日公布。

中国商务部这样评价2012年的这项政策：“有关稀土开采、生产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正逐步趋于完善。”

中国方面表示，新的贸易条件反应了中国对其大规模稀土生产而造成的环境影响所表现的关注。但是随着稀土资源日益成为先进制造业、以及包括混合动力汽车电池、激光、涡轮式风力发电机以及导弹在内的现代技术组件的根本性需求，批评家依然认为中国旨在抬高稀土国际价格的同时，对国内资源获取进行保护。。

制造业较为发达和密集的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限制颇有微词。欧盟、墨西哥和美国已经就中国对类似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向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了诉讼，在该起案件中，中国对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抗辩理由被专家组裁定为无效。由于“中国原材料争端”一案的上诉机构报告尚未公布，稀土进口国将进一步观察此项环保措施在WTO法律体系下的进展状况。

空前的2011年度稀土价格波动

全球超过97%的稀土供应依靠中国，而仅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企业就承担了其中过半的供应量。此外，中国还是大部分珍贵重稀土资源的唯一出口国。

2010年中国将其稀土出口配额由45,490吨锐减至27,449吨，对稀土赖以生存的主要制造企业纷纷表达了关切。有限的配额，和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事件，导致稀土价格持续上升，并且2011年夏天达到了历史最高位。

然而自2011年中期开始，受到持续经济危机导致的需求下降、日本海啸之后的工业生产放缓，以及中国对释放稀土储备决策等因素影响，稀土贸易价格迅速走低。国有企业包钢稀土甚至为了缓解市场压力而停产一个月。

中国稀土出口配额数量将在2012年呈增长趋势，因而新近出台的2012年配额政策产生的影响较为温和。然而，根据《金融时报》的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的配额数量下降了27%，几乎三分之二的配额申请由于环保措施合规性问题而被搁置，包括包钢稀土也未能合规。

因此，如果企业无法满足环保规则要求，那么出口将大幅缩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此做出的反应将至关重要。

稀土资源的独占并非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巧合。中国仅拥有全球37%的已知自然资源储备。针对稀土资源开采而采取的严格环保规则引起其他国家稀土成本上升之际，中国依然可以通过一如既往的最低价格占有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市场份额。但近年来，中国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愿意在应对环境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鉴于稀土开采是一项有毒有害、甚至具有放射性危害的作业，中国此项政策的出台可以说与其对外宣称的目标是一致的。

争论中的环境保护

符合稀土配额合规性要求，获得配额，新配额政策被许多专家诠释为中国愿意在稀土资源可持续发展迈进步伐。2010年，中国环境保护部下令对非法稀土开采进行制裁。2011年，环保部要求限制未通过环保核查企业新建稀土项目。现在，中国限制未能达到《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企业获得配额，从而加强对环境资源消耗的监管。

虽然中国一再强调其政策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稀土进口国仍将矛头指向了严苛的配额制度对中国企业带来的潜在利益。出口量走低将使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从而为国内企业提供稳定的供给，并促使国外企业为了更便利地获取资源而选址中国设厂，由此为中国带来就业和投资。

更棘手的是，2012年的此项新政对轻稀土和重稀土采取了区别待遇——事实上前者较易获得，而后者才是广泛需求的焦点，而其只占整体配额的15%。

因此，即使配额制度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确实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稀土进口国将可能会就2012年新政与中国力争奋斗。然而，通过将配额与环保合规性要求挂钩，中国的稀土贸易制度已经显示出比其他原材料贸易更具高瞻远瞩的环保考虑。即使接下来“中国原材料争端”的上诉机构裁决并不将其列为又一起WTO争端案件，但仍将对外宣告中国在处置自然资源时是否违反了WTO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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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张磊、冯陆炜

中国常驻WTO代表团大使

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中,十年是相对较短的时期。然而，它对中国却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已经从一个局外旁观者转变为了一个体制内参与者。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中国不断深化和加强改革开放的历程。

在这十年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强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并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5%，经济总量从2001年的1.3万亿美元跃升到2009年的4.98万亿美元，几乎扩大了四倍，由世界排名第六上升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与此同时，中国的家庭收入从大约800美元上升到3300美元，每年增长10%。超过2亿人口成功摆脱了贫困，并开始过上了小康生活。每年，超过10.4%的农村人口逐步实现了城市化。
• 中国已经从世界排名第六的贸易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总量在过去十年里增长了4.7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国内消费，也为其他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2010年中国成为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和南非的最大出口市场、欧盟第二大出口市场，以及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2000年至2009年，中国从最不发达国家进口总量每年增长24%。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占其总出口的23%左右。
• 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在2010年分别达到了1920亿美元和17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4大服务贸易输出国以及世界第三大服务贸易输入国。
• 中国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新增3.47万家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总量的贡献几乎达到了一半。
• 在中国对外投资 “走出去”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对外投资累计达到3000亿美元，每年增长9.5%。对外投资大多以发展中国家为东道国，为之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提高生产能力以及最新技术。
• 为了共同发展这一目标，中国积极参加了“南南合作”，这其中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贸易援助倡议，以加强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从2010年7月开始，中国对最不发达国家向中国的出口提供了免关税免配额待遇，涵盖了60%的进口产品范围以及98.2%的对华出口价值。此外，我们准备在未来几年内把免关税免配额待遇的产品范围提高到95%。

综上所述，我始终认为中国入世带来最深刻的影响在于中国现在已经完全接受了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精神。例如非歧视、透明度和法治等观念已不再仅仅是贸易术语，而成为公众耳熟能详的常用语。通过这一思想上的转变，中国成功地深化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提高了贸易制度的可预见性，并营造了更为良好的投资环境。正是在此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已经废除、修订以及新颁布了3000多项中央法律法规和19万项地方法律法规。这是中国为了建立与世界贸易组织所一致的法律体系而进行历史上最大的法制改革。

没有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撑，这些成就和贡献就不可能实现。多边贸易体制给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共同发展的制度保证。在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抑制保护主义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相信，世界贸易组织在保护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很显然，现在我们处于多边贸易体制历史上最为关键的时刻。即将在12月份举行的世贸组织第8次部长级会议将重点讨论有关最不发达国家这一核心问题，所有成员方为此同心协力，以便尽早实现早期收获。我们也必须继续推动以发展为本的多哈发展议程尽早圆满结束。在这重要时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为达成这些目标而做出建设性的努力。

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改革开放这一进程。我们知道未来会有许多严峻的挑战。但同时我们也深信，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我们才能迎接并克服这些挑战。

在此向各位列举一二：

未来，我们的经济将转变为消费主导型模式，这意味着我们将有更多的产品和技术进口需求。预计未来五年内，进口需求将翻一倍。

我们将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给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去资金、就业和发展机遇。在未来五、六年内，中国的对外投资将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将达到相同水平。

中国将加强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未来将努力打造“南方丝绸之路”。同时，中国也愿意通过“南南合作”机制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多帮助。

过去的十年见证了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如何共享发展成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将继续保持开放，而全球其他国家也将从中受益。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

最近，我想到孔夫子在《中庸》中的一句话，觉得十分有趣，他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对我来说，这句至理名言的意思是，对于一个事件的认识，当我们身处其中时往往不能完全品味得到，或许只有未来的史学家才能透彻的欣赏到那些划时代事件的重要意义。

纵观全球过去30年的历史，我认为有三个与中国有关的重要历史性拐点。一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推行市场经济体制；二是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是2009年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显示出的全新影响力。所以，今天我们谈论中国入世，事实上这便是一个开启新纪元的事件。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第143位成员。中国曾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GATT）订立时的23个创始缔约国之一，但之后不久便退出了该体系。2001年，经过长达15年艰苦卓绝的谈判，中国在时隔50年后重新回到了多边贸易体制。中国入世接受了苛刻的谈判条件，因为中国认识到了入世对其国内经济增长和改革的益处。正如近期陈群群（音译）等人在《亚洲发展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所提到的，“这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中国领导人的信念——朱镕基总理认为入世是国家改革的动力，因为入世能将国内产业部门暴露在一个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国外投资的大环境中，从而带来政府行政和治理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又将为国内外投资者注入信心、鼓励创新型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并为充满竞争力和活力的国际企业提供便利”。

入世加速了中国经济发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体制，也使得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开放的市场和国际贸易在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若要想完成巨大的变革，拥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非常重要，而这个国际环境必须具备开放的、可预见的国际市场，并且拥有可以缓解贸易紧张局势的体系，即世界贸易组织。

截止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量增长分别为2001年的近6倍。2001年中国是世界排名第六的出口国和进口国，而到了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这种巨大变化也体现在了商业服务领域。

这些成就伴随着中国贸易关系的多样化。与2001年相比，2010年中国与美国、欧盟（27国）以及日本的货物进出口贸易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这体现出中国在经济更加稳定的基础上广泛拓宽了贸易关系。中国经济的巨大容量和快速增长势头改变了经济对话的实质和内容，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使得世界上出现了一股新的经济增长力量；

• 成为激励其他国家的典范；

• 在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传统国际问题的讨论和谈判中，提高了其话语权，并因而

• 开始对以往国际格局中的先占大国地位提出质疑

对中国来说，履行入世承诺和义务意味着大幅度开放市场、通过WTO通报及WTO各委员会规定程序增加政策透明性，并且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的各类事务。

直到2001年中国结束入世谈判，其平均关税已经由43%下降至15%左右。2001年，中国已将关税下降到了WTO约束水平，使其最终简单平均约束关税税率降为10%。中国还做出了大量的非关税承诺，其服务贸易承诺比大多数乌拉圭回合谈判成员更为宽泛，在增加政策透明度方面也做了大量通报工作。

中国参与WTO事务的过程经历了不断的演变，由原来只注重学习程序的保守性参与，演变为更加积极的参与。中国曾先后79次作为第三方参与到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成为以第三方身份参与该机制最频繁的WTO成员，这一点体现了中国对程序性学习和全面整体利益的关注。

正如经济危机后世界对中国经济刮目相看一样，我们看到一个更加活跃的中国出现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这意味着中国将更集中地参与解决WTO各成员关注的问题以及新出现的重大争端。

那么这些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际贸易意味着什么呢？中国是将经贸活动中心引力转向亚洲的关键因素，也是导致世界格局发生改变的关键因素。中国的发展过程贯穿着科学技术基础的发展，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产品和技术的新水平，比如在电信和太阳能科技方面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一些企业不仅在中国设立，而且开发出了能够更好适应中国市场的产品和技术。生产流程在适应和充分利用供应链机遇的同时，也促进了许多新价值链的诞生。

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地刺激着其他发展中国家致力于从国际贸易中寻求发展机遇。这使南南贸易得以更快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强烈需求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潜在模式，并且增强了自然资源供给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许多供给国也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寻求更公平的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关注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欠发达国家对技术和贸易援助的需求日益增大，这些援助可以使其从国际贸易体制中获利。多边机制下的技术援助体制有利于促进全面合作，包

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强国应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伴随着以上所提到的发展，涉及众多国家、利益集团、多项货物和服务等的、更为复杂的贸易关系出现了。这些进步也使得我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体现出良好的国际治理在应对共同关切时的重要性，因为：

1、 许多国家认识到国际贸易中蕴藏着更多机遇，因而更加密切地关注其他国家影响国际贸易的政策。这些国家还期待其他国家在推动增加贸易机会的进程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2、 我们有必要解决由于大国格局转变和拒绝进行产品生命周期动态调整而引发的难题，而产品生命周期往往是贸易模式的决定因素；

3、 各国已经开始关注贸易政策中传统政策措施体系之外的因素；

4、 国际贸易体制中就业、环境、食物价格以及公正性等因素在国际贸易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地位逐渐显现；并且

5、 尽管贸易谈判往往更基于对本土有限生产能力的考虑，贸易却越来越频繁地通过跨国投资关系、技术革新和价值链交互而实现。

多哈回合谈判已经取得了较大程度的进展，也将很多议题摆上了日程，但以上提到的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谈判僵局。目前各国的国际贸易更多依赖于自由贸易区，但很多问题是自由贸易区无法解决的，而只有多哈回合谈判才能做到。此外，在这个供应链的时代，自由贸易区只占有部分供应链，因此只会使得情况更复杂。各类不同的原产地规则带来了种种困难，对中小型企业尤为不利。最终，我们仍须努力实现自由贸易区主要原则的多边化。为此我们有必要确保一个强有力的多边贸易流程。多哈回合谈判的成功是实现多边化努力的一部分。

现存谈判中表现出的差距和压力对全球贸易体制的主要参与者具备不同含义。谈判参与者需要找到一条途径来更有效地促成各方参与，并加强决策流程从而达成更明确的结果，这样的话，多边贸易体制这一重要的公共产品才能得以改进并历久弥新。因此，我们需要尽快行动，世界贸易和投资在现行的机制中仍会继续增长，但该机制中存在的不公需要通过像多哈回合这样的多边谈判来解决。如果现在各国不关注考虑这些问题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发展将有可能产生更多的问题和矛盾，并侵蚀该机制的价值，我们已经看到，多边贸易体制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地，21世纪将见证更多其他国家可能发生的巨大变化。

中国有句名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长达15年的入世谈判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中国很出色地走完了这个道路。如今中国人民再次踏上一个更长的征程，就是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在巩固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也将有助于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我祝愿中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能够圆满实现重大目标。

布鲁金斯研究所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研究员

在评价中国对多哈回合谈判所产生的影响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得出看似相互矛盾的两种结论。一方面，我们可以假设，谈判陷入僵局，是不是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中国在一系列重要部长级贸易会议上的举动。据我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一假设显然是不成立的。然而，从另外一种角度看，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更为主观的角度设问：中国在谈判过程中是否可以表现得更为主动，是否应该做出更大妥协，从而避免多哈谈判走向失败？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乍一看，上述两种结论显得很不一致。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中国在多哈论坛中扮演的角色可以、也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审视。

一   谈判桌上的中国

看待这一问题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考察中国代表在谈判桌上的实际行动，特别是他们在最终以失败告终的WTO部长级会议上的实际行动。就这点来说，一切证据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几乎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至少也肯定比其它WTO主要成员所应承受的指责少得多。

在多哈回合谈判的前期谈判中，中国的角色相对被动，这在当时的情形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当时才刚加入WTO，就像“街区里新来的小孩”，并且公平地说，中国刚刚为入世做出了大量让步。必须提及的一点是，作为入世的代价，中国所同意做出的开放市场承诺其名目之多远远超出了其它新进WTO成员。而且，中国的入世之路相当艰辛，有时甚至可以说有些欺人太甚——最典型的例子是1999年4月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的华盛顿一行，当时大家都志在必得，但入世希望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所破灭。虽然如今回忆起来当时可以要求中国作出更多让步，但中国认为她对美国的过分要求已经让步的够多得了。

不管怎样，在多哈回合谈判的早期，中国并不是WTO核心成员，在一直困扰多哈谈判的争议焦点问题上也没有太多的利害关系。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历次以失败告终的会议即可昭然：例如，2003年9月坎昆部长级会议上，WTO成员之间的基本分歧一个是所谓的新加坡议题（一个将WTO规则延伸到企业投资和政府采购领域的提议），另一个就是美国棉花补贴问题。虽然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当时主要反对新加坡议题的是其它发展中国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才是美国棉花补贴的真正受害国。

另一次最终以失败告终的重要会议是2006年夏天在日内瓦举行的部长级会议，这次会谈主要涉及美国与欧盟有关欧洲农业市场开放的问题。2007年，在德国波茨坦举行的会议仍然未能修和这一问题，而此次会议甚至都没有中国代表出席；只有“G4集团”（美国、欧盟、巴西和印度）的部长出席了会议。

2008年7月在日内瓦举行的部长会议上，中国受到了严厉批评，会议在长达9天9夜的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后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多家媒体在报道有关这次会议的新闻时都将中国、印度以及（至少在少数报告中）美国描述为主要搅局分子。 因此，这一插曲值得深思。

二  2008年7月会议

简单回顾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于认识当前形势是非常必要的。开始一连几天谈判没有任何进展，所以到了第五天也就是周五，WTO总干事帕斯卡•拉米（Pascal Lamy）开始亲自上阵了。他列出了一份一页长的条款，其中包括他认为有可能被WTO主要成员在小范围内所接受的条款；他希望一旦这些条款被主要成员接受，其它成员也会随之接受，这样一来，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里的小范围成员即所谓的“七国集团”（G7），中国时任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也在其列，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首次参与。然而，在一阵激动过后，Lamy的提议在七国集团的争论中彻底失败。美国公开指责中国在首先接受提议后又食言，而各大媒体则力挺这一说法。“中国想要成为核心成员中的一员，”《国际先驱论坛报》引用了一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他们成功了，他们答应了这一提议，而现在却想反悔。”

这是一项极其严厉的指责，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不怀好意。那么该项指责是否有用？根据对七国集团多位与会人员和WTO秘书处工作人员的采访来看两败俱伤（后者负责事后的会议记录）。

最初当拉米将他的提议展示给七国集团时，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和其他贸易部长对多个条款提出了异议，并且对其中难以理解的措辞部分表示了保留意见。然而，他并没有断然拒绝；唯一直接拒绝的是印度贸易部长Kamal Nath。虽然依据WTO协商一致的决策传统，虽然印度的直接反对已经导致否决了提议，但WTO仍旧寄希望于撇开印度，等其他国家达成一致后, 印度最终也只能迫于压力而接受。美国贸易代表Susan Schwab对这一提议也有所保留，但是根据会议记录，她是这么说的：“作为一揽子交易，我们可以接受这一提议……绕过印度其它问题可以引刃而解。我们应该尽可能坚持这一提议，成功结束谈判。

然而，当会议进行到7月26、27日，也就是周末的时候，美国私有部门代表——来自美国工业以及农业集团的说客和行业协会高级管理人员已经按耐不住了，因为他们认为拉米的提议根本不可能保证国外市场对美国产品足够的开放程度。周六早上，他们中有许多人集结在日内瓦地标性建筑日内瓦宾馆大堂，群情激愤地要求抵制拉米的一揽子条款。其中一个人这样说道：“现在最好的结果就是让整个提议夭折。”他们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了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时任参议员财政委员会主席的参议员Max Baucus（蒙大拿州民主党议员），他进而从华盛顿致电正在参会的Schwab，向她传达了这一信息，表示这一提议绝不会获得国会同意。Schwab当时的回答是，如果再给她一些时间，她可能会为美国争取到更有利的条款，从而获得国会认同。

周末，由Schwab派遣的一个谈判小组与中国常驻WTO代表团进行了协商。因为她相信，是否能使庞大的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可能对提议的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她的谈判小组向中国提出，让中国承诺削减棉花关税（或者更确切的说，要求中国承诺将棉花清除出可免于深度关税削减的产品清单）。并且，他们还要求中国做出一系列其它让步，这些要求中政治敏感度最强的莫过于要求中国承诺继续进行有关削减化工、机械等特定产业部门的关税谈判。这些要求原本未包含在拉米提议中，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Schwab用来说服美国国会的“甜点”罢了。

这些要求都被一一拒绝了。中方谈判人员指出中国棉农大部分都来自中国西北部穆斯林少数民族地区，处于赤贫状态；换句话说，任由这些棉农参与同国外市场产品的激烈竞争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关于中国化工、机械等产品的工业关税削减的要求也被拒绝了，因为作为2001年入世的条件，中国在这些产业已经做了大幅度的关税削减，而且当时WTO已经承诺中国无需承受进一步的大幅度关税削减。

这样一来，Schwab想要通过上述举措在美国农业和工业集团中激起热情的希望全部落空。之后，原本急于达成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团，也开始在诸多需要妥协才能达成一致的问题上变得强硬起来。

如果中国同意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让步要求的话，这次会议是不是可以因此免于失败呢？或许存在这种可能，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减让要求都只是“附加条款，”而并非拉米提议中所包含的条款。换句话说，从道德立场上看，美国无权指责中国对于该项提议“置之不理”。如果真有谁应该受到指责的话，那么也是美国，因为美国在兜售拉米的提议之后又要求中国做出进一步让步，并将这些要求作为提议的一部分，一旦中国拒绝美国则“置之不理”。

三  中国对出口市场产生的影响

以上几点可以解释我的观点，即不应将多哈回合期间数次部长级会议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中国。此外，仅仅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在多哈回合中的作用过于狭隘。反之，应该从更广的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在多哈回合中最重要的作用并不是体现在谈判桌上，而是体现在其产品生产现场，换句话说是中国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促进了商品出口的巨额增长。2001年，在中国成功入世、也就是多哈回合启动的同时，中国的商品出口总额为2660亿美元；而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6万亿美元。中国的WTO成员身份使得外资企业更加愿意投资中国，并且把中国作为他们最主要的生产基地。这也使中国获益良多，因为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世界也从中受益。但遗憾的是，这对多哈回合却非如此。

相反，中国在出口市场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却让谈判桌上的其他成员感到忧心忡忡，特别是巴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等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表面同盟。这让他们更不愿意放开本国的货物市场，而这也成为了多哈回合最大的绊脚石。

类似这样的“恐华情结”有时竟成为了一些公开谈判场合中的主题。例如，在2007年的波茨坦会议上，巴西外长Celso Amorim面对美国、欧洲外长要求巴西等国降低工业产品的关税时曾这样回应，“这么大的问题我们可不能只与美国、欧洲商量”，因为那样会冒着“巴西非工业化”的风险。他指出，巴西应保留“与中国商量的政策空间”。

这一问题最具争议性的一点是中国的汇率政策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中国商品在出口市场上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今年五月由华盛顿Peterson研究所公布的一份颇具挑衅意味的报告中，把人民币币值的低估作为多哈回合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削减产品关税问题上显得不够积极。

在我看来这显然有些说法不免夸大其辞。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其他同类国家不会仅仅因为汇率问题而担心与中国竞争。即便如此，这也不是使那些国家在多哈谈判中对于货物贸易问题采取强硬立场的唯一重要原因（Peterson研究所的报告中显示的一些数字表明，中国商品出口大幅度增长的领域正是进口国关税保护最高的领域。这就使得新兴市场国家更不愿意削减货物贸易关税，因为他们会担心本国企业可能被彻底逐出市场。这一观点未必成立）。

四   总结：中国应该做得更多

根据以上事实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虽然仅凭在多哈回合一些重要会议中出现的一些失误而责怪中国谈判代表有失公允，然而，中国也的确应该为谈判的成功做出更多努力，特别是在谈判最后的关键阶段更应如此。下面通过两点来论证我的观点，我想这些观点虽说不能让所有人心服口服，但是中国决策者们肯定不会置之不理。

首先，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多哈回合彻底谈崩，或者以略好的“多哈缩减成果”的结局告终，那么其后果如何？虽然大家各执一词，但是我认为果真如此的话，这将给WTO带来极其消极的影响。虽然WTO整个机构还不至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但如果WTO丧失其作为谈判核心的地位，那其执行规则和争端解决机构的威信力也将面临挑战。哪个国家最需要一个健全的WTO并在其倡导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多边规则体系呢？不言而喻，答案是中国。

其次，许多重要的观察家已经开始越来越质疑中国入世的正确性，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中国也许是在“置WTO于死地”。 他们列举了中国的自主创新计划，以及中央通过地方政府与企业间以暗箱操作方式给予一些国有企业的补贴。这些指责显然有点虚伪，因为美国和欧洲在金融危机中也对其大型汽车公司给予了大规模的救济，他们反过来指责中国对本国企业的补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此外，也有人质疑中国的某些做法是否合法。其中的一个例子是2010年北京因为与日本在一连串岛屿问题上发生了争端，从而终止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仅仅因为地缘政治问题就对他国发起经济战争的话，那么这个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能否持续运行下去就值得怀疑了。

许多中国学者认为这些担忧是片面而有失公允的，而且欧美许多贸易领域的学者也持相同的观点。但即便如此，这样下去只会导致民众进一步失去对WTO的信心，而中国决策者们对此坐视不管显然有失明智。中国采取一切积极措施以使WTO的权威性免于受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应该尽力提高多哈回合谈判的成功机会，尤其是在多哈回合已接近达成中期结果时更应如此。

不仅是中国，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应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敢于担待，也皆须承担谈判失败、WTO被弱化的严重后果。比起其他国家，中国会更多地因为没有努力维护WTO而后悔，因为不仅中国过去的辉煌依赖WTO，而且它将来的繁荣也离不开WTO。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CWTO）会长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逾十年。中国入世对WTO及其他成员有什么影响？中国和其他成员因此面临了什么样的挑战？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国和WTO的前景如何？这些问题经常会浮现在人们脑海中， 我本人自去年底离开日内瓦后一直试图寻找出些答案。

中国经过持续15年的艰苦谈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得以签订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协议中明确规定了中国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它包括了一些超WTO义务，首当其冲一些的条款甚至带有歧视性质。因此有三种分类？国内一些学者对这些条款不敢苟同，因而责备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些歧视性条件。受到特别关注的还有国内农业和汽车产业，担心这两大行业的产品难以抵挡与进口农产品和汽车的竞争。

中国并不是唯一在入世后面临挑战的国家，其众多贸易伙伴也表达过同样的忧虑。中国在某些行业的竞争优势将如何影响其出口？中国如何履行其承诺？中国是否会遵守WTO规则？中国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在多哈谈判中将如何表现？人们一直在思考这些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入世已达十年，我们很欣慰地看到中国的成员资格创造了一个双赢的局面。总的来说，中国成功地融入了国际社会，并在WTO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有成员都从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中获益匪浅。

一、 过去十年中，中国是如何履行入世承诺的？

中国政府在入世后，首先完成的是认真履行了入世谈判中做出的承诺，这绝非易事。由于并非所有人都对入世谈判结果满意，因此国内阻力巨大。尽管承受着这样的压力，中国仍毅然根据时间表削减了5000余种产品的关税，过渡期过后，平均关税从90年代初期的43.2%下降到了9.8%。大豆税率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其关税从60%直降到了3%。尽管在考察中国承诺执行情况的过渡性审议（transitional review）中，一些成员抱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和动植物检疫措施（SPS）的标准过低，但是对于中国履行关税削减承诺却不存在异议，只有汽车零部件关税是个例外。而事实上，中国入世后已经将汽车关税从200-250%降到了25%，并将汽车零部件关税从100-150%降到了10%。为防止进口商通过全散件组装（Complete Knocked Down，CKD）形式或半散件组装（Semi-Knocked Down，SKD）形式进口汽车零部件进而组装成整车进口，并以缴纳汽车零部件关税来逃避进口整车关税，中国海关采取了相应措施，而主要申诉也因此而起。中国遵守了争端解决机制关于汽车零部件的规则，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

在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承诺方面，中国采取了所有相关措施确保将160个分目录中的100多个对外开放，外资在许多企业中可以持有多数股权甚至完全独资。 在诸如电信、保险等最敏感的行业，中国允许中外合资经营中外资所占股份比例达到了49%和50%。在考察中国履行承诺情况的过渡性审议中，大部分抱怨已经超出了中国入世谈判中做出的承诺，或者涉及到服务业进一步开放，而这些问题应该在多哈回合中得到解决。

知识产权保护是许多发达国家在中国入世谈判中极为重视的一个议题。中国为保证国内立法与国际准则接轨做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已经加入了所有重要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在过渡性审议中，一些成员提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问题，这是一个不仅令中国也是令全世界政府头疼的问题，没有国家敢宣称其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方面已经尽善尽美。中国直到2005年才有了第一部保护无形私有资产的法律，标志着中国向着正确的立法进程迈进了一大步。关于执行问题，中国的实践独一无二。中国除了像其他国家一样允许知识产权人可以采取司法程序保护他们的权利外，还采取了额外的行政手段保护知识产权，设置了50万名地方人员，对侵权人监督并征收惩罚性罚款。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拥有其自己的注册专利和商标，以及全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的意识不断提高，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到将会进一步得到完善。

对于中国来说，清查并修订国内贸易法律法规是履行承诺过程中最艰难的一步。为了保证所有的贸易法律法规与WTO规则一致，中国国务院下设了一个特殊机构，所有的相关国家部委都派员参与。该机构审查了2000多部中央级法律、法规，并废除了500多部与WTO规则不一致的法律、法规，其他许多法规在此过程中得以修订，加上地方性法律、法规，一共审查了超过90000个法律、法规。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也都是困难的。比如，我们都知道对于美国国会来说，修正其现行法律法规的任一条款是多么地困难。

如果没有国家领导人的坚定政治意愿和国务院的具体措施就无法取得以上成就。为履行入世承诺，中国召集全国所有部长和各级官员，举办了长达一周的WTO规则培训项目。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北京、上海、深圳和中国其他城市都设立了WTO事务中心，借以开展WTO规则研究、为企业和当地政府官员提供培训、促进地方立法以及加强对贸易救济和争端解决案例的研究。2002年，有超过3000多种有关WTO及其规则的不同类型书籍出版发行；2003年举办了全国性的WTO知识竞赛，参与人次达500百万人。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了竞赛最后决赛，冠军前往日内瓦与素帕猜先生及秘书处人员会面，并在中国驻WTO代表团举行了庆祝活动。

二、 中国入世对WTO及其他成员的影响

不言而喻，中国入世后获益良多。在过去十年里，中国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出口国。同时，所有其他WTO成员也从中获取了巨大利益。这里，我将重点强调其他成员和世贸组织从中国入世中获得的利益：

a. 自中国入世以后，中国成为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随着其出口逐年迅速增长，中国进口也不断增加，中国现在成为了一个达1.2万亿美元的市场，仅次于美国。许多WTO成员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益，特别是东盟（ASEAN）和东亚经济体，其与中国的贸易都维持顺差。

b. 中国入世使得WTO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组织。缺少了拥有13亿人口和作为主要贸易国家、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WTO是不完整的。在中国入世之前，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中国离不开WTO，而WTO也离不开中国。”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参与到WTO事务并遵守其规则，会使得这个组织更加强大、更具普遍意义和权威性。

c. 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WTO中的地位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诸如订立《布莱尔大厦协议》时那样，少数主要发达国家确定基调、其他成员被动接受结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加入G20和G33等农业组织，以及中国对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加勒比海及太平洋地区国家、非洲联盟和其他联盟合法地位的强大支，使得WTO成为一个利益趋衡的组织。这就确保了WTO做出的任何决议都是有利于发展的。WTO应当致力于缩小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并且创造一个有利于贫穷国家快速发展的环境，最终建立一个更安全、更稳定和更繁荣的世界。一个保护发达国家利益、仅代表发达国家意愿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声音的决议，将会导致贫穷国更穷、富国更富，贫富两极进一步分化将成为影响世界的噩梦。

d. 中国积极参与WTO争端解决实践，按照争端解决的规则行为并且尽最大努力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制定的争端解决方案保持一致。争端解决机制被喻为WTO皇冠上的明珠，并因此使得WTO区别于其他国际组织。中国的积极参与提高了争端解决机构的权威性，借以保证一个公开、公平和稳定的贸易体系。虽然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争端解决机制整体上运行很好，并且应该进一步加强其影响力。

e. 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作为WTO的一名新成员，中国随时虚心候教。贸易政策审议程序给予了中国听取其他成员评论和申诉的机会，帮助中国认清了需要进一步改革和改善的领域。同时，通过其他成员的贸易政策审议，中国从中学习了成功经验、吸取了挫折教训。中国最近集中扩大内需、鼓励出口，并鼓励中国企业在接下来“五年规划”中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这无疑对于WTO成员来说是个好消息。

f.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一度是一个接受国外援助的主要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向许多贫穷的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国家。入世之后，中国大大增加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设立了包括中非论坛、湄公河三角洲次区域合作等在内的许多项目。中国积极改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帮助其建设学校、提供医疗服务和农业项目技术援助。中国已经履行了对最不发达国家免除关税和免除配额的义务。中国近期发表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就是对上述领域贡献的最好证明。

三、 中国面临的批评

必须承认，现状并不尽如我刚才描述的那般美好。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中国入世确实给WTO所有其他成员带来了挑战。我在日内瓦任职期间，特别是在贸易政策审议和过渡性审议过程中曾听说过不少对中国的不满。最常见的包括人民币汇率、政府采购中“购买国货”政策、鼓励自主创新政策 [计划？]、出口关税和出口限制，以及针对中国企业的补贴等问题。我想就以上不满谈几点看法，并尝试探究其背后的原因。

a. 人民币汇率问题。IMF是有关汇率问题的权威机构。中国央行采取的政策目的在于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从而促进贸易和投资。政策试图防止所有扰乱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大幅度币值波动。这就是为什么央行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能够抵挡住国内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同时，这也是过去几年里央行抵挡住国外要求对人民币重新估值压力的原因。现在争论的焦点在于人民币何时转变成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我相信虽然这可能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但中国央行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b. “购买国货”政策。中国尚未加入《政府采购协议》。一旦中国加入该协议，“购买国货”政策将就此失效。对此已经进行了多轮谈判，中国也曾在多个场合不断完善其提议。我相信成员会进一步努力加快谈判的进程，同时我希望美国、欧盟和其他提出请求的成员更加现实，不要让追求完美成为阻碍。漠视谈判桌上已经给出的优惠条件意味着最终将失去一个达成协议的良机。

c. 关于自主创新。对中国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目前存在一些误解。中国人非常善于学习，而且学习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在创新和创造性方面可能存在不足。因此，政府鼓励本地居民和企业的创新和创造精神无可厚非。这一政策并不排除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他们也被当作本土企业来对待，其创新被视为本土创新，并享受同等的待遇。外商投资企业期望在各个方面得到国民待遇是合法要求，中国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此。

d. 关于出口关税和出口限制。中国限制出口焦煤、稀土以及其他商品的政策已经受到一些国家的指责。然而，中国政府除了实施这一政策，别无选择。由于落后的开采技术，焦煤和稀土生产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消耗了大量能源，而这些都是可用尽资源。例如，中国稀土总储量仅占全球的30%，但其稀土出口已达到世界贸易总量的90%。中国采取限制措施的同时，坚持遵循以下原则：（1）采取措施以减少国内生产和国内消费；（2）鼓励其他国家提高国内生产，增加市场份额；（3）寻求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合作，从而在生产过程中保护环境和提高能源效率。

e. 关于为中国企业提供的补贴。补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理论上讲，补贴与世界贸易组织主要发达成员多年所极力主张的贸易自由化原则背道而驰。然而，在实践中，他们每年都为其农产品、工业产品提供巨额补贴，例如飞机补贴，以及经济危机时的银行业补贴。但事实上，谁才是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真正需要更多补贴的国家呢？当然是发展中国家。当发达国家多年来利用政策空白，而发展中国家试图效仿他们时，他们却说：对不起，这违反了WTO的规则。我相信，关于补贴的争论将在WTO内持续下去，未来的法规和规则应该考虑到历史渊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发展中国家的关切。仅采取“过河拆桥”的方法将无助于保持世界平衡。

四、 对于中国及其贸易伙伴的未来展望

未来十年的前景是什么？我个人有以下期望：

a.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中国将成为一个更加活跃的成员。入世十年后，中国已经学到了很多，并培养了更多有足够经验的专业人士来支持其在WTO事务中的表现。在WTO所有今后的活动和谈判中，可能会有更多来自中国的提议或来自中国和其合作伙伴的联合提议。

b. 作为WTO的主要参与者，中国将承担更多责任。然而，中国所承担的责任应当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期望将中国、印度和巴西视同发达国家来对待，那是不切实际的。这不仅因为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大约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也因为在教育、科技、经济和产业机构、环境状况、社会保障、医疗安全网络等问题上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和每天生活在2美元水平以下的1.5亿贫困人口使得要求中国承担与发达国家相同责任与义务的期望变得不合理。这是一个中国将坚持的基本原则，没有商榷的余地。

c. 中国会继续改革开放政策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体现在中国目前的“五年规划”中。我个人不相信此项基本国策会有倒退或者与之背道而驰的导向。150年前的晚清时局和上世纪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没有其他选择。中国将继续坚持开放政策和在社会、政治、经济及其他领域的改革。唯一的问题是改革的速度。改革不可能在旦夕之间完成，也不会是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因为改革涉及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将有助于这一进程，来自WTO等国际组织和贸易合作伙伴的压力也被视为推动国内改革的动力。

d. 中国将继续在多哈发展议程和今后所有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作为一个主要贸易国，中国将继续保持多边贸易体系的坚定支持者，将为推动多哈回合进程做出与自己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贡献。在未来谈判中，中国将就目前所有成员普遍关注的问题与其他成员共同合作。中国并不是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坚决拥护者。中国更专注于通过多边协议来确保WTO的良好运行。然而，既然多哈回合不会很快结束，其他成员也都忙于各自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中国除了致力于自己的双边和区域协议之外别无选择。我相信这种趋势将会通过尽快结束多哈回合谈判以及之后可能开启的新一轮谈判得到抑制。

e. 中国充分认识到，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将不得不面对来自其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措施和争端解决案件。中国已经从过去10年的实践中学到了很多，在应对这种挑战时也更加成熟。中国很高兴能在WTO的规则框架下处理这些案件，也会努力避免案件政治化的可能性，并试图了解其贸易伙伴的国内政治形势。同时，中国将采取与WTO规则相一致的措施来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中国将尽其所能，力保多边贸易体系的正常运行，并尊重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

f.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将继续与巴西、印度、南非、阿根廷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密切合作，努力使WTO成为一个更友好发展和更平衡利益的国际组织。我们将继续与最不发达国家、弱小经济体、非加太国家集团、非洲集团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集团紧密合作，并支持他们的长期立场和需求。我相信，只要中国继续积极参加G5、G7或G11的集团，最后的决策一定是所有WTO成员广泛参与的结果。广大成员都有被告知的权利，无论任何形式的谈判都应该听取和考虑他们的呼声。这可能会延误最后决策的制定时间，但将保证WTO成为一个代表其全体成员利益的国际组织。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

根据《马拉喀什协定》（Marrakesh Agreement），世界贸易组织（WTO）有三个主要功能：贸易谈判、贸易政策审议和贸易争端解决。作为一个新加入成员，中国感到自身参与前两项活动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其中贸易政策审议的限制源于《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8条有关过渡性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规定，该条款要求中国承诺在其入世后的前八年里每年接受一次过渡性审议，并在入世后的第十年接受一次最终过渡性审议。尽管有人指出过渡性审议在审议范围和审议执行机构两方面都不同于常规贸易政策审议的规定，但事实上这些额外加诸中国的负担使中国难以正常参与常规贸易政策审议活动。另一方面，在贸易谈判方面的限制并没有那么明显。但在长达15年的马拉松式入世谈判历程中，当时的WTO成员已经从WTO规则的各个方面向中国施以压力，要求其做出深入、广泛的承诺。这样一来，中国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上都做出了比其他成员更大的让步，而其他成员的大部分承诺自乌拉圭回合结束之后基本没有调整。因此，多哈回合开始后，中国无法像WTO其他大部分成员一样有效地参与谈判，因为其大部分谈判筹码已经在入世谈判过程中用尽。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多哈回合上提出建议的议题只涉及到一些系统性问题而不涉及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市场准入问题。

与之相比，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唯一没有从一开始就对中国设置参与障碍的一个领域。正因为如此，很多评论家预言中国入世后，无论中国发起的还是针对中国的争端案例都将压垮WTO争端解决机制。然而，预言并未一语成谶，至少在入世的前五年，中国曾试图避免采取正式的争端解决措施，而只在最近五年才渐渐演变成为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角。在此，我将分三阶段回顾中国由一个被动角色到一个进攻性诉讼方的转变。

一、 规则遵循者

从中国入世到2006年期间，中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保持着谨慎态度，作为一个对WTO规则不够熟悉的入门新手，中国把重点放在了学习规则上，而没有急于赢取某个具体案例。为了尽量避免启动诉讼程序，即使可能证据充分足以赢得诉讼，中国也常常会在申诉方提起诉讼伊始或威胁将要提起诉讼时就会尽快与其解决争端。 例如，美国于2004年3月就集成电路产业增值税争端向WTO提出磋商请求，该争端在4个月后即被解决。同年，欧盟威胁将就生产钢材用原材料焦炭所实行的出口配额制向WTO提起正式诉讼，中国仅用两个月时间就解决了此次争端。充分体现出中国退而求全策略的事件是中美牛皮卡纸争端。2005年9月，中国商务部决定对从美国进口的牛皮卡纸征收反倾销税，美国方面指责该措施违背《反倾销协议》原则。最后，美国在2006年1月6日星期五威胁将正式提起诉讼，中国政府在紧接着的工作日，即2006年1月9日星期一宣布停止对该争端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二、 规则利用者

入世后的最初几年，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争端解决程序，中国积极以第三方身份参与到WTO争端案。例如，从2003年到2006年，中国以第三方身份参与了几乎所有成立专家组的争端案例。尽管作为第三方参与，中国加深了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解，也增强了成为主要参与方的自信。这种自信的提升，从2005年3月时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一段评 的国家提起诉讼，薄熙来部长答道：

“首先，中国有权将此事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必要行使权利时我们不会迟疑。第二，尽管双边协商有其优势，但如果各方都坚持自己的利益，那么在缺乏中立仲裁者的情况下，问题无法解决。所以，除了一对一的协商，有时把问题放置在多边机制中解决会更有效率。第三，对中国产品设置的限制违反了WTO规则，并且具有歧视性。我们强烈反对这种行为。当然，是否采取法律措施以及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其决定权在我们自己。”

原中国常驻WTO代表团官员纪文华博士在日内瓦主要负责争端解决事务。在下文提到的由其撰写的墨西哥饮料案 诉讼技巧一文中，纪博士也提到了中国在WTO争端案例中采用的更具攻击性的策略。该文于2006年发表在《WTO经济导刊》（一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创办并主管的月刊）上，由纪博士撰写、张向晨博士（时任商务部世贸司司长）编辑。纪博士指出，该案中墨西哥与美国经历了一场艰难的博弈，但成功地赢得了该案。纪博士这样说道：

“在本案中，墨西哥自始至终在诉讼地位和法律问题上处于‘劣势’，没有强有力的法律理由，但‘不屈不挠’提出了很多‘不成理由’的理由，进行了一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诉讼。

这种应对策略和态度，虽不值得正大光明地‘颂扬’，但却值得有节制地借鉴——在适当情况下和合理范围内，应考虑一些技巧，该用的时候就用，该‘强词夺理’就‘强词夺理’，该‘拖’就‘拖’。

作为被诉方，在抗辩上应当想出尽可能多的事实和法律理由：即使这些理由存在狡辩因素，或为增加审查难度、获取同情、分散注意力、拖延时间等目的，为了自身利益亦无不可。”

得益于这种富有启发性的全新态度，中国处理争端解决机制问题转而采取一种新方式。这一转折点开始于2006年3月，当时美国、欧盟和加拿大在汽车零部件案 中针对中国提起联合诉讼，他们起诉中方将一些进口汽车配件当作整车进口对待，并对其补足征收整车高关税与汽车零部件低关税之间的差额，这违背了WTO规则。从法律上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案子，中国的措施很明显不合法，尤其中国还在其《入世议定书》中做出了汽车零部件进口税率低于10%的承诺。然而，与以往私下了结争端的做法不同的是，中国这次决定不经过一番鏖战绝不轻易认输。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该案经历了争端解决机制的所有程序，从专家组、上诉机构，一直到2008年11月出台最终报告。

相同的进攻性措施也发生在其他几个案件中，特别是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案 ，以及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 中。在这些案件中，中国试图通过尖锐的法律论证来利用、甚至“掰弯”现存WTO规则，并使之占到上峰。这一战略不仅体现在中国所提出的广泛、夯实的法律论据上，也体现在中国对争端程序中反对权的巧妙利用中。优秀的律师都知道，尽管程序性事务微不足道，但也绝不比实质性诉求次要，如果使用得当，可以使毫无希望的案件起死回生。从中国在这些案件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巧辩”技巧。中国基于机制程序，抨击原告在争辩问题中某些证据的准入条件 和争议措施的确切范围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中。中国就程序性问题提出的论据包括美国无法确立足以构成案件事实的证据 、证据标准 ，以及专家组授权调查的适当范围。

三、 规则制定者

正如前文所述，虽然作为其入世代价，中国接受了一些近乎苛刻的条款，但对于中国而言，想要通过多边谈判程序来更改这些条款是比较艰难的。如此一来，留给中国的选择只有一个：尝试通过创造性地诠释WTO争端解决程序向这些苛刻条款发起挑战并降低随之带来的消极影响。

从2008年9月开始，在中国申诉的5个案件中，有4个（即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案 、欧盟钢紧固件案 、美国轮胎案 ，以及欧鞋类案 ）都针对规则调整，特别是有关《中国入世议定书》的条款。例如，在“美国反倾销反补贴税案”中，美国做出了对进口自中国的部分产品强行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的决定，中国对这一决定提出了挑战。除了在GATT、《反倾销协议》以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项下提出的一般主张，中国的其他两项主张特别引人关注，接下来是关于这两项主张内容的详细描述。

中国首先主张，美国未能采用适当方法确定补贴存在和量化补贴收益，因此违反了《中国入世议定书》的相关规定。《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b款规定，在补贴调查中，其他WTO成员可以“因中国国内现有情况和条件可能无法作为适当基准而另行考虑确定和衡量补贴利益的方法”。与该条a款允许其他WTO成员在针对中国公司的反倾销调查中运用替代价格相似的是，引用b款主要用来说明，鉴于中国的非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产品的价格无法体现其真实成本。但是，反倾销调查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将在中国入世15年后期满终止，而与之不同的是，本案中的另选基准法没有截止日期。如此一来，从理论上说，另选基准法可能在中国入世100年后仍继续被引用。正如前文所述，对于中国来说，通过WTO谈判来改变其入世条款将会非常艰难。因此，中国转而决定通过赋予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条款以实际效力而限制条款的可适用性：首先，作为认定补贴利益存在的基础，美国未能证明在中国使用现有情况和条件存在“特殊困难”。其次，美国未告知补贴与反补贴委员会其使用的方法。这是一种试图降低条款引用效果的明智之举。由于在本文截止日前，专家组尚未公布报告，所以本案结果尚未可知。然而，如果专家组确实要给“特殊困难”做出严格意义上的解释的话，将可能大大降低该条款的吸引力，甚至在实质上导致其失效。

第二项主张是中国认为美国违反了《反倾销和保障措施协议》相关规定，对一种产品双重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虽然同一种产品可能同时接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但在实践中，美国一直都避免同时对进口自市场经济国家的一种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然而，非市场经济国家无法享受同等待遇，因而遭受双重征税。GATT第VI条第5款规定，禁止所有WTO成员在同一案件中向一种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然而，同一条款也规定此项双重征税禁止只适用于出口补贴而不涉及可诉国内补贴的情形，这样就不适用于涉案中国产品的补贴。另一方面，有人可能会提出，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双重适用会导致过度补偿，这可能会导致“较少税额规则”在《反倾销协议》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的不一致。总之，这些规则的现行标准尚不明确。因此，中国希望能够澄清这些规则，或者甚至通过此案来制定新规则。由于反倾销调查中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认定截止日期日益临近，补贴调查将会成为中国公司面临的主要难题。庆幸的是，通过在争端解决程序中对这些条款加以阐述，中国可以根据自身利益改变一些规则，以便将来中国公司遇到类似问题时能够较为轻松地应对。

同样地，中美轮胎特保案和两项中国与欧盟的反倾销案件都涉及到了主张违反《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授权各类贸易救济措施的个别条款。假设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并非特别倾向于救济措施，那么《入世议定书》中模棱两可的条款的效力很有可能在将来受到严格限制。若果真如此，中国将能够通过WTO争端解决程序有效地改变这些规则。

四、 前景如何？

正如我们前文所看到的，在入世后的第一个10年里，中国由一个不情愿的、甚至有些害怕适用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员成功转型为一个愈发自信、熟练利用争端解决机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积极参与者。这种趋势在将来能够继续吗？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是WTO固有模式的一种延续：纵观GATT/WTO历史，几乎找不到美国和欧共体这两大成员的真空地带。现在，我们自然而然地也会发现中国作为下一个贸易大国也将享受同等待遇。虽然一些评论家可能会抱怨它给WTO争端解决机制带来额外的负担，但我认为他们应当站在一个更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将大国之间的法律博弈限定在一个基于规则的多边框架范围内起码要比通过诉诸由其掌控的单边方式要合理得多。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引言

自2001年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政府在2009年经济危机中通过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其投入资金几近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5%，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强劲的动力，同时使中国在经济危机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世界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口原材料和资本产品来支持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此外，其他一些东亚经济体出口零部件到中国组装，再销往世界其他地区。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成品出口瞄准了日益增长的中国消费市场需求。亚洲其他国家更加紧密地围绕在中国周围。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其足迹遍及西方国家以外的地区，除其自身所处的东亚地区以外，还包括南亚、中亚、非洲和南美洲地区。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区域领导力量，以后中国将与美国并肩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大国”。经济危机后的复苏显然加快了这一趋势的演变。

目前，中国与美国、欧盟并列为全球三大经济体。过去这几年，中国政府引进了一些“国际经济规则”，向其他国家学习了相关政策、法规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中国还在继续引进这些规则，但由于中国在全球市场上所占的巨大份额，中国同时也向其他国家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规则。世界对中国的政策决定反映强烈，而且甚于对“金砖五国”（BRICS）中其他四国的反响。中国占据“金砖五国”总产值的60%、出口总额和外汇储备的的三分之二，同时接受对外直接投资也占“金砖五国”的三分之一。在新兴市场里，中国独树一帜，“金砖五国”中的其他四国则处于劣势，并仍在大量引进国际经济秩序规则。

十年里的这种转型，体现了中国贸易政策条件的转变。国际贸易经济学家Robert Torrens、John Stuart Mill和Harry Johnson都预测到了这种转变。中国入世时更像世界贸易体系里的一个中小型开放经济体，视自己为“价格的接受者”，只能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因此，中国在WTO做出的极具约束力的承诺促使中国将单边贸易自由化写入法规。如今中国的决策者们已经开始将中国作为与美国、欧盟并列的世界三大经济体之一，可以影响国际贸易条件与世界贸易价格，所以中国政府将其政策的影响力由单边贸易自由化转移到互惠互利的方向上来。但是由于转型速度缓慢和规模过大的缘故，中国显然很难充当世界贸易规则、体系的制定者或者领导者的角色。这给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带来了一些困扰，同时产生了很多不稳定的未知因素，增大了中国成为贸易政策“搅局者”的可能性。

以上是评价中国入世十周年以来贸易政策的宏观背景。以下部分将介绍中国“多轨制”的贸易政策，包括其在WTO的参与情况、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中国的单边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措施。

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中国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始于1978年，但对外开放的关键时期和席卷整个中国的工农业改造是从1994年以后才开始的。入世前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历了大规模贸易自由化和外商直接投资自由化，2001年入世后中国遵照WTO承诺，又给经济自由化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中国严格遵守WTO协议，甚至在很大范围内都超越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我们应当注意到，最初经济自由化的强劲势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轮自由化，主要源自中央领导层面，更偏向国内和单边政策。中国政府利用入世谈判这一战略契机巩固并加速了国内改革。我们更应该把中国的WTO承诺及其入世后对WTO事务的积极参与看作是中国全面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实际上，入世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阶段性成果，已经使其充分发掘了劳动集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与之紧密相连的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在入世后也得到了大幅增加。

同样，中国入世后的十年里有许多正面消息。相比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国内改革力量及其WTO承诺的双重作用，加之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中国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多边贸易规则的良好运行与之休戚相关。中国已经成为WTO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它现在是WTO各常设委员会事务的积极参与方，在核心规则问题方面尤为活跃。可以看到，中国对WTO事务的参与缓和了国际贸易中纷繁复杂、近乎失控的紧张局势，这给中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铺平了道路。简而言之，中国入世是WTO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功，也是自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国际贸易体制中最为重要的里程碑。这与多哈回合谈判的长期僵局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中国在WTO的表现也并非没有争议，从中国艰难复杂的入世历程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中国践行庞大的WTO承诺，其过程非常复杂。中国已经及时履行了关税壁垒（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方面的大量承诺。但另一方面，尤以美国为主的一些成员指责中国在几个重要领域违反WTO承诺，主要涵盖出口限制、出口补贴、商品标准（包括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海关估价、投资措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协议》，TRIMS）、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和服务贸易管制等。以上问题除出口限制以外都与非关税壁垒有关。而针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其根本问题在于其各级官员（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在适用法律和法规时，存在事实上过度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因而使法律法规的适用具有选择性和模糊性。

在争端解决方面中国也表现得非常活跃。在入世的最初五年里中国和其他主要成员在有关中国的诉讼案件里都显得相当克制。中国政府把争端解决程序视为一种政治外交机制，在对立性的法律程序介入以前，通过这种折中和调和的方式来解决贸易摩擦。美国、欧盟和其他成员一般也尽量避免将中国告上法庭。

这种相互间的克制似乎在2006年结束了。自此，美国向中国发起了一系列诉讼。最近的一些案例表明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在采取争端解决机制手段方面都非常坚定有力。美国发起的诉讼直指中国产业政策以及国内相关法规的核心。而中国在应对一些案件的法律程序时也不像以前那么谨小慎微。总而言之这种现象是健康的。中国若未履行WTO义务，当然也要受到挑战。同时，中国也可以借此测试WTO争端解决的运作制，从而不断完善与贸易相关的法律能力、维护自身权利，并且在与贸易伙伴产生摩擦时也提起诉讼。

相比而言，多哈回合中的中国显然是一个被动和边缘化的成员。不采取积极措施意味着中国不会激怒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避免外部压力通过加强中国的WTO承诺来进一步迫使其开放国内市场。但是这样中国也付出了相应代价，中国因此而不能主动追求“积极”利益，尤其是在为其制造业出口打开其他国家市场和加强反倾销规则和其他“贸易救济”措施方面。

在2008年7月的部长会议上，中国终于在谈判中扮演了一个正面角色，但事实证明这个角色是防守性的，走的是缺乏实际意义中间路线。总之，中国的贸易伙伴希望中国更加活跃，并在WTO中确立联合领导地位，同时中国本身也不再甘愿无条件地遵守别人制定的规则。然而，中国在WTO谈判中的这种被动角色仍要继续扮演，并保持其他主要成员掌握主动性。这种模式跟国内经济自由化的减速以及中国贸易政策中的其他防守性措施，尤其是过去三到四年里的国情比较吻合。

中国及其自由贸易协议

与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被动表现相比，其在自由贸易协议谈判中一直非常活跃。中国是此类谈判在东亚地区的主要推动力量。截止2010年，中国已签署11项优惠贸易协议（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PTAs），其他11项正在协商或提议中。显然中国在双边自由化中的表现比在多边自由化中更加游刃有余。因为双边安排使其能更好地制定对外规则，尤其是在其东亚邻国中。

但是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仍非常薄弱，其重点并不在贸易本身。这一点从中国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就可见一斑。在削减货物贸易关税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然而在货物、服务和投资以及其他非关税壁垒措施方面却进展甚微，其中服务和投资两项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协议。中国与香港、澳门都在WTO承诺之外签订了强有力的自由贸易协议，两者毫无疑问都是特殊案例。最近中国还与台湾地区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Framework Agreement，ECFA）。尽管如此，很多方面仍待完善，因为ECFA只是一项贸易自由化程度有限的“框架协议”。中国签订的许多其他自由贸易协定遵循了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模式，即注重关税削减，但在更为棘手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和监管措施方面，其所做的承诺却不免带有“纸老虎”之嫌。然而，其他现行的或是计划中的自由贸易协定，如与巴基斯坦、南方共同市场，以及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签订的协议，则更加浅显，其中大多数优惠关税削减仅限于一部分商品。中国向41个最不发达国家给予单方面关税优惠，并承诺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可享受免税通道，覆盖面高达95%，但该承诺并没有给出一个详细的履行期限。

总的来说，中国的自由贸易协议更多受到对外政策这一软实力即外交和建立友好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而不被视为经济战略的硬指标。这种情况符合亚洲自由贸易协议的模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

除了双边优惠贸易协议之外，中国还处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倡议的核心。[一项“东盟加三”优惠贸易协议已被广而告之（其中的“三”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那么东北亚（日本、韩国和中国）优惠贸易协议是一样的吗？]，而另一项“东盟加六”优惠贸易协议还有可能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迄今为止相关会谈断断续续，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分歧仍然主要集中在区域优惠贸易协议上，尤其是那些超过贸易本身的协议。由于生产者竞争利益、相互间设置的明显贸易壁垒，以及缺乏深入的跨界合作传统，因此各国之间存在着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距。此外，存在于中国、日本与韩国之间，以及中国、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强烈民族主义对抗，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阻碍东亚和泛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最好的情况可能就是，期待APEC、ASEAN、APT和EAS这样的区域组织机构能够逐渐形成更加坚固的“软合作”。这些组织可以形成对话平台，逐步改善相互监督和法制透明化，促进贸易便利化和最优措施的完善，并在最大程度上巩固单边贸易自由化，从而抑制困难时期的自由化倒退。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些组织中最为重要的成员。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合作都无法离开中国的领导力量。

中国及其单边贸易措施

过去十年，中国的政策变化主要表现在其单边贸易政策方面，即在国内、而非在WTO和FTAs实施的贸易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大概自2006年起，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对外开放开始有所停滞。在WTO承诺之外，中国采取的单边自由化措施微乎其微。中国本届政府的领导要比前一届谨慎得多。包括各部委、管制机构和重整旗鼓的国有企业在内的反自由化利益集团更加强大。政策制定更加复杂，且往往陷入条块分割的监管模式。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政府和党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以及2012年领导人换届来临之际。另外，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更坚定地转向重商主义。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不愿意单方面开放市场，并且在互惠减让措施上坚持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和欧盟抗争到底，同时加强对工业政策的干预，以促进国内受惠产业的发展。这反映了中国贸易政策的转变——从制度价格和

规则的接收者发展到可抗衡其他力量的强大议价能力。但是，中国目前还远不能积极有效地制定规则、主导国际体系。

自由化停滞不前伴随着更深入的工业政策干预，其目的在于促进约120家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s，SOEs）核心实力的发展，集中在“战略性”制造业和资源型行业，以及主导金融体系的八大国有银行和保险公司。

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政府指导下的工业政策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对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出口限制有所增加。中国占世界稀土金属总产量的90%以上，其削减40%稀土金属出口配额的决定很明显是在转变其国际贸易条件，其目的在于抬高世界价格、降低国内投入价格。税收优惠、补贴、价格控制以及一些投资决策上的行政“引导”使得国内行业相对于进口行业取得了相对优势。中国对一些产品，如3G手机设定的具体标准，将使得外国企业产生高额的税务费用。服务贸易壁垒减速缓慢，这一点特别体现在金融和电信领域。

互联网的限制有所增加，这使得百度这样的本地供应商相对于谷歌等外国竞争者占据了相对优势。在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里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更加严格。带有歧视性的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政策以及合资企业和技术转移限制要求，都是“自主创新”的政策工具，使得“自主创新”成为了以限制外国技术型企业为代价发展国内技术型企业的代名词。例如高速铁路项目、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等行业的发展就得益于此。最后，“投资的民族主义情绪”延伸到中国的“走出去”战略，特别是资源型国有企业通过国有银行提供的优惠资本购买外国资产。

这些模式反映了中国国内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情况。尽管产品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由化，但是以土地、资本和能源为主的生产要素市场依然受到严格控制。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国有企业在资本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占有主导地位。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伴随着对消费的抑制。从其外部影响来看，过度储蓄加上币值低估导致贸易经常项目顺差，这在全球需求低迷的后经济危机时期尤易引发贸易局势紧张。

为应对经济危机，中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国有银行为国有企业提供融资，以接受补贴较少的私营部门为代价来支持公共部门和国有力量的发展。这加剧了中国过度投资和消费不足的结构性断层。这样的调控机制使得市场改革出现退步的趋势。此外，过剩的制造业能力流入欧洲和北美地区聊无生机的出口市场才是真正的风险，会招致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报复。

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在出口、政府采购、标准和反倾销等方面的贸易限制措施有所增多，但这些措施还不足以改变持续了三十多年的自由化趋势。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列出了经济危机中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十大国家，而中国不在其列。相反，欧盟27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却榜上有名。总体而言，在经济危机爆发时及其爆发之后，中国并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走向重商主义的极端。近来，中国与美国、欧盟在上述措施上发生了一些贸易冲突，汇率问题也呈现出紧张局面，但是这些都不应该被夸大，毕竟这还不等同于贸易战争。中国已经通过加工贸易和全球生产供应链深深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再加上其强有力的入世承诺，这些都能够有效制约贸易保护主义。

展望

中国与开放稳定的全球市场利益相关。作为世界经济三巨头之一，中国的政策信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不抑制贸易保护主义，那么其他国家也不会。因此，出于自身利益，中国

当抑制其激进主义产业政策以及过度保护主义。

在履行WTO协议方面，中国需加强执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贸易技术壁垒协议》和《补贴与反补贴协议》，还要将其补贴政策及时通报WTO；要更好地执行WTO协议还需要限制国家和地方的自行裁量权，尤其是要限制一些明显与WTO义务相悖的官方“鼓励”和“引导”措施。中国还需要提升透明度。例如，应当及时、迅速地将法律法规草案发给利益相关的外国企业，让其有足够时间发表意见。也就是说，但一个国家还没有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中央和地方又存在着非常庞大复杂的官僚系统时，那么对管制机构的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将会非常困难。

中国还应该推进“超WTO待遇”改革。中国可以进一步降低适用进口关税，尤其是工业品的适用进口关税。应当改变对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出口限制。尽管如此，中国依然面临着更为重大的挑战，即解决在商品、服务、投资和政府采购方面的众多与贸易有关的国内监管壁垒。从政治层面上看，这个问题非常棘手。

理想的解决办法是，中国应减少通过牺牲进口产业而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和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行业发展的措施；促进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相结合，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通过放宽资本比例要求、放松股本限制以及简化许可证操作流程来重新启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减少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不使用反托拉斯条款阻碍外商交易，以来支持国内产业巨头的发展，以此降低对外资的限制；限制网络和高科技产业的保护主义；逐步使政府采购市场和能源市场自由化。

贸易改革的主要方向必须是单方面的且不受制于外部贸易谈判，紧紧抓住国内改革并改善商业环境，重新“平衡”经济发展、刺激消费、减少投资，给予私有行业更多的自由空间，减少公共部门的控制力。中国还应该突出自己在WTO的位置，积极分担领导重任，特别是要领导各国一起完成多哈谈判，并且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后多哈议程。还要消除其在FTAs中的薄弱环节，使之更加符合多边规则。

与此同时，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有责任加强与中国的“建设性接触”，并抑制其国内保护主义。这样能够促使中国政府加紧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如顽固地希望迅速解决人民币以及与中国的贸易顺差并威胁报复不能算是建设性接触，这些信号具有误导性，也很危险。

事实上，这些愿望大多都不在中国政府当前的议程中，中国也并未打算紧缩产业政策和推进超WTO待遇改革。超WTO待遇改革是“边境措施之外”的“第二代”改革。改革同时涉及到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关系到国内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核心问题。从政治角度看，要比包括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自由化在内的“边境措施”即“第一代”改革，要困难得多。中国的改革需要深入到党、政和公共部门中，改革他们的关系和控制力。但是这些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种种迹象表明改革正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倒退的情况。这很容易被放大成一幅黑白画。画面非常混乱，有光亮，也有阴影。与其感觉论者言论相反，中国不会割断与西方的联系，尤其是不会割断与美国的联系。它也不会突然由依赖出口转变为依赖国内消费。其“国家资本主义”不会接管经济。中国不会“称霸世界”，不会充当亚洲乃至世界的领导。因为存在着强大的力量与之抗衡。中国的私营行业充满活力，经济发展趋向全球化，多边规则和多边机构、地区贸易和双边贸易关系深入发展，这些都表明中国极为重视商业发展。但是，最基本的市场改革这包括外部自由化并没有倒退，至少目前如此。FDI持续增多。

作为底线，中国政府还是非常务实地在参与国际事务，也不想过多地“破坏现状”。但是，贸易和FDI自由化停滞不前，国内又缺乏结构性的改革，保护主义有增无减，这些都使得今后的贸易呈现出紧张局势，而且也削弱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能力，并使中国在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领导力下降。

因此，一旦政治条件成熟，赞成市场化改革的人士应该为未来的发展制定出更好的解决方案，确保这些方案得以实现，哪怕不够全面，哪怕只是一些修补。

为期三天的会谈结束后，本届部长级会议主席、来自尼日利亚的Olusegun Olutoyin Agang对本次高级别会议进行了总结，并勾画了各成员心中的未来。

“新”议题还是多哈依旧？

大会主席提出，贸易部长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打破长达十年之久的多哈谈判僵局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各自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与以巴西、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长期存在的分歧被广泛指责为使得谈判停滞不前的症结。

一位贸易官员告诉《桥》刊：“WTO就像一列失去车头的火车；中国和美国处在车头位置，但却无法带动火车前进”。

鉴于多哈谈判目前的困境，许多有关贸易问题的对话已将注意力转向如何确保和维持WTO在多边贸易体制领域的实际存在的意义。

一些成员建议WTO引入新的议题（例如气候变化、食品安全、贸易和汇率、能源问题等），从而保障WTO与时俱进，并维持它的威信。。这也是过去一周内一些部长反复重申的一个观点。

部长会议主席Aganga在闭幕式上也指出，另一些部长对开始新的谈判议题仍“有所保留”。这些部长们担心，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谈判议题的选择性，而且新的议题会将各方注意力从悬而未决的多哈议程上转移开去。

大会主席说，许多部长建议由WTO现有的委员会来处理这些新兴议题，“只要新议题符合这些委员会的正常规则和程序，并在各自的授权范围内开展。”

WTO总干事拉米在17日晚上的记者招待会上饶有兴趣地发表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讨论某个议题与就某个议题开展谈判，两者之间不尽相同。这一说法些许冲淡了担忧情绪。他继续补充道，讨论新议题并不意味着旧议题会被取而代之。

他强调：“在WTO规则下，如果没有得到所有成员协商一致的授权，新议题谈判就无法开展。”

多哈回合有没有容易摘到的果子？

大会主席指出，许多成员对谈判僵局“深表遗憾”，但与此同时也重申将恪守对谈判授权的承诺。

大会主席在总结中特别提到：贸易部长们表示对新的谈判方式保留开放态度。这是美国特别敦促的。

但是，大会主席也指出，一些部长对诸边谈判方式“保持强烈的保留意见”。这是因为，他们担心，倘若有国家放弃通过所有成员努力来达成一致的途径，换而在小集团内部订立一系列协议，那么多边贸易体制将被严重削弱。

大会主席说，一些部长强调有必要先行确定可以在短期内达成协议的议题范围。而另外一些部长则呼吁，尊重多哈回合谈判授权和“一揽子协议”的原则，。

一位贸易代表告诉《桥》刊记者：“所有议题都是整体协议的组成部分，因此问题在于，如何能够既采摘到容易拿到的果子（相当于早期收获计划），同时又能确保其他议题的达成。”

消息人士补充道：“大家都在说，‘有果堪摘直须摘’。”

根据主席声明，各成员贸易部长们强调了发展议题的核心地位，并指出有必要优先考虑最不发达国家（LDCs）的利益，例如今年会议上西非若干贸易部长再次提及的棉花问题，该议题已经历八年之久的谈判。

拉米在会议结束时的记者会上说，此次部长会议上，非洲棉花出口国从其他成员那里获得了市场准入和发展援助方面的新承诺。“这是意外的收获，”他说。

主席声明提到，许多部长敦促其贸易伙伴承诺“冻结”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由农业净出口国组成的凯恩斯集团在这一问题上更是旗帜鲜明。然而，其他成员，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员则强调，为实现其经济和发展目标，他们有权在与WTO规则相一致的政策空间范围内采取措施。

大会主席也指出，此次部长级会议期间许多部长也都敦促其贸易伙伴不要针对世界粮食计划署Aganga（World Food Programme）的粮食援助施加出口限制。这是对应主要经济体领导人11月在戛纳举行的G20集团峰会上的措辞。

就粮食安全问题，主席声明中提到，一些部长支持开展有关贸易和粮食价格波动的工作计划，该计划将对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

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决议

12月17日，各成员贸易部长一致通过了一项豁免权，使得WTO成员可以在偏离最惠国待遇原则的条件下授予最不发达国家更宽松的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条件。

十年来，最不发达国家一直认为，相比其他国家服务贸易和服务供应商，WTO应当允许其成员给予最贫穷国家更优惠的待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必须说服各成员放弃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核心原则，即平等对待所有成员的义务。

虽然各成员可能会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成员之间采取区别待遇，但所有优惠措施必须惠及全部最不发达国家。除市场准入外，豁免权还包括纳入其他优惠措施的可能，不过这些优惠需要事先得到服务贸易理事会批准。

谈到优惠措施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潜在价值，国际反贫困律师和经济学家协会（International Lawyers and Economists Against Poverty，ILEAP）执行理事David Primack暗示，豁免权本身仅仅是一个机制，这个权利的实质性商业价值很小。

他认为，此项优惠待遇潜在的商业优势有多大，取决于最不发达国家服务供应商能够运用新市场准入机会的优势，以及优惠措施授权国是否具备政治意愿，给予最不发达国家有实际意义的优惠措施。

他补充说，如果具备这些条件，豁免权对最不发达国家服务业投资的潜在促进作用将十分显著。

向最不发达国家服务供应商提供优惠准入措施的国家必须将措施详细通报给服务贸易理事会，理事会将每年审议通报，并论证豁免权存续的例外情况。

最不发达国家入世

一直以来，申请入世的最不发达国家都抱怨贸易伙伴总是要求其承担超越其能力范围、以及超出已经入世的最不发达国家需要接受的承诺。

这些国家经常指责不透明的谈判过程，声称双边谈判是在缺乏多边机制监督的条件下闭门举行的。

部长级会议就最不发达国家入世问题的决议认为，WTO各成员应承诺在2012年7月之前制定出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的基准条件。在货物贸易方面，该基准很可能要以现有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入世后的平均关税水平为基础。

确定服务贸易自由化基准将会有相当难度。但是，入世候选国目前的开放水平、涵盖的服务部门以及所需的监管力度等因素都在考虑范围内。

此外，双边谈判将辅以多边机制监督，从而提高入世进程的透明度。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定过渡期

第三个有关最不发达国家的决议涉及WTO知识产权规则的适用。最不发达国家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豁免权将在2013年7月到期；然而，他们将会提交一份具有“合理动机”的延期请求，TRIPS理事会已指示将予以“充分考虑”。

其它决定

部长们还通过了有关电子商务、TRIPS非违反之诉的决议、有关弱小经济体的工作方案，以及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第四次考核结果。

欢迎萨摩亚和黑山共和国入世

12月17日，与俄罗斯入世议定书获准仅时隔一天，WTO迎来了萨摩亚和黑山共和国的加入。

黑山共和国总理Igor Lukšić说，黑山共和国七年前开始其入世进程，入世将使全世界更加关注黑山的国际事务和贸易。

同时，经过13年的等待，萨摩亚成为了自1995年以来第五个入世的最不发达国家。在入世仪式上，拉米强调了最不发达国家入世所面临的困难，并指出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可以使萨摩亚等类似国家具备贸易规则的谈判能力，对其必不可少。

他补充道：“我们已经了解到，最不发达国家的入世规则可以也必须进一步简化，从而帮助你们加入WTO这个大家庭。”他评论说，太平洋岛国成员的加入将为WTO成员提供一个“改善上述领域的积极合作伙伴”。

成员质疑程序性问题

12月15日，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等五个拉丁美洲国家向大会提交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了在高层会晤前的协商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排他性和不民主的做法”。

他们认为，会前已经通过的政治指导文件“仅仅代表了一部分成员的意见”，因此将其排除在了协商一致之外。

然而，大会主席告诉记者，这五名成员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他解释说，这些国家“当然明白他们并不是在破坏已经达成的共识”。

厄瓜多尔贸易部长Francisco Rivadeneira，在全体会议发言中提出要求，在未来的任何决策制定或谈判过程中，“任何成员都应当能够根据其意愿直接参与所有决策制定阶段。”

“我们相信以前并非如此，”他补充道，言语间特指今年部长级会议的筹备过程。

部长级会议落幕

今年的会议是拉米领导下举行的最后一届例行部长级会议。下届例会将于2013年进行，会议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尚未公布。

ICTSD报道

本期《桥》每日快报由Sofía Alicia Baliño, Anja Halle, Jonathan Hepburn撰写。登陆www.ictsd.org阅读《桥》中、英、法、葡萄牙、西班牙和俄语版本。可通过 china@ictsd.ch 联系我们，发表意见或订阅 《桥》。

翻译：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冯陆炜、王钊、陈旭

俄罗斯入世

12月16日的庆祝仪式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非WTO经济体加入了多边贸易体制，这是为期三天的部长级会议众望所归的主要亮点。消息人士表示，这次部长级会议将被载入史册的两项成果，一是周四结束的《政府采购协议》谈判，二是周五俄罗斯入世。

与会的贸易官员一致同意并通过了俄罗斯入世议定书，并对议定书内容给予了广泛赞许。

WTO总干事帕斯卡•拉米（Pascal Lamy）对与会人员说道：“经过长达18年的马拉松式谈判，今天对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以及多边贸易体制来说，的确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他继续补充道：“众所周知，马拉松长跑的最后一英里是最疲惫、最艰难的路程，而最美好的时刻就是越过终点线的那一瞬间。”

尽管俄罗斯获准入世结束了漫长而不确定的谈判过程，但俄罗斯经济部长纳比乌林娜（Elvira Nabiullina）强调：“对俄罗斯而言，入世谈判的结束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瑞士政府曾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谈判中起到了斡旋作用，这才促成了周五俄罗斯入世。瑞士总统米舍利娜•卡尔米-雷伊（Micheline Calmy-Rey）坦言这项使命“起初看来几近无望”。

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分歧曾一度使俄罗斯入世进程陷入停滞，最终两国在瑞士的斡旋下，于11月初达成妥协。

俄经济部长纳比乌林娜向媒体表示，俄罗斯有望从入世中获益良多，入世不仅能使商品质量提高，还向投资者传递了改善投资环境的信号。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Igor Shuvalov）赞同这种观点，并补充道，俄罗斯大部分的民族工业将从中受益。

纳比乌林娜强调，俄罗斯还将从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受益，并指出由于在化学制品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贸易限制，俄罗斯目前每年遭受20亿美元的损失。

纳比乌林娜还向媒体表示，在入世谈判过程中，俄罗斯已经修改了300项法律文件，使之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

和其他发言者一样，美国贸易代表柯克（Ron Kirk）表示：“俄罗斯入世是一大进步，标志着WTO真正成为了一个世界性贸易组织”。

12月17日的大会上还设定批准了3项涉及最不发达国家的重大事项决议草案，孟加拉国商务部长Muhammad Faruk Khan因此强调指出，俄罗斯的入世经历可以成为最不发达国家入世的“有用经验”。

古巴也强调加入WTO的过程困难重重，并指出仍有30个发展中国家停留在申请入世的队伍中 。

哈萨克斯坦经济一体化部部长贾娜尔•艾特扎诺娃（Zhanar Aitzhanova）解释说，俄罗斯所做出的所有承诺都将被纳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的规则框架中，这将对哈萨克斯坦的贸易体制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俄罗斯被获准入世也将促进哈萨克斯坦的入世进程。

俄罗斯官方强调，俄将不会阻碍多哈谈判进程。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关注谈判进展，并希望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中国庆祝入世十周年的同时，许多观察家已经开始关注中、俄两大新兴经济体的入世效应比较。但是16日，在一个由独立民间团体主办的活动讲话中，拉米强调，俄罗斯的贸易发展模式与中国完全不同，而且中国入世时，世界经济也并未像现在这般动荡不安。

俄罗斯入世的一揽子文件在生效前仍需得到俄议会批准。议会批准三十日后，俄罗斯将正式成为WTO成员。在接下来的议程中，部长级会议还将欢迎其他三个国家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分别是：黑山共和国、萨摩亚和瓦努阿图。

反对保护主义：雷声大雨点小？

16日早上，贸易官员们就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召开了一次非正式工作会议。

一位官员指出，此次会议上各成员不过是重申了一遍自己的立场。

“其间没有任何讨论”，这位官员补充说。而另一名官员表示，几乎没有几位部长出席会议。

参与此次会议的一位代表表示，尽管各成员都再三申明反对保护主义，但个别成员对于如何将其付诸实践则存有不同看法。一些成员要求将适用关税保持在低位，而其他成员则指出发达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和补贴措施导致了反对保护主义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令人颇为担忧。

另一位官员指出，非关税壁垒措施是一个新挑战，而目前的市场准入谈判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16日的这场讨论以及17日另外两场工作会议结果都将汇报给部长级会议，并纳入会议闭幕时揭晓的主席声明。

南非部长戴维斯：“假以时日，择机而动”

在部长会议同时，一个由民间机构主办的日内瓦贸易和发展论坛正在WTO举行，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是论坛热议的话题之一。

在由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举办的此次论坛上，各国贸易部长均表示WTO担当着制定规则的角色，正是这一角色使其成员受益颇多。来自印度尼西亚、秘鲁、南非和瑞典的贸易部长们认为WTO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一道屏障。

然而，瑞士负责对外贸易的国务秘书弗莱施（Marie-Gabrielle Ineichen-Fleish）同时指出“作为一个谈判机构，WTO目前面临重重压力，我们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是《桥》周刊与《桥》每日快报的出版机构。

南非贸易和工业部部长罗布•戴维斯（Rob Davies）则表示，南非并不认为如果不能进一步开放贸易，整个多边贸易体制就会崩塌。他说：“如果各国还无法在此时此刻担负起发展议程的谈判，那我们就假以时日、择机而动。”

几位与会高层纷纷提到了将贸易与气候变化等重大新挑战纳入谈判议程的重要性。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认为双边和/或区域贸易协定可以促进多边贸易协定，而非妨碍其发展。

WTO总干事拉米表示，在谈判议程前进的道路上，如果美国与中国无法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整个多边贸易体制将无法正常运转，在多哈回合的问题上两国都不存在有利于谈判的政治多数。

他说，部长级会议其实就是在两个贸易大国的重重分歧中，探索仅存的空间。但他也表示希望并相信两国最终会明白，“与零敲碎打的方法（piecemeal approach）相比，多边贸易合作的成本更低，收益更多”。

“鱼之友”集团 （Friends of Fish）

由阿根廷、澳大利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新西兰、挪威、秘鲁和美国组成的鱼之友集团的成员国贸易部长们于12月16日发表了一份声明，再次重申坚持一贯承诺，推进强有力的新措施谈判。新措施旨在消除各国促进船队捕捞能力的各项补贴，这些补贴最终会导致过度捕捞和资源枯竭。他们同时强调，不良后果不仅仅局限于环境方面的危害，最终有可能威胁到人类生存和食品安全，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目前世界上将近85%的海洋已经被完全开采或过度开采、海洋资源耗尽或者正处于消耗之后自我修复，这一数据比四年前上升了10%。据估计，各国每年都投入大约160亿美元的有害补贴，其中日本、中国、欧盟、美国和俄罗斯等国位列前几名。

棉花：C4集团敦促补贴改革

来自西非棉花生产国的贸易部长们于16日指出，如果要消除贫困，那么在提出发展援助和市场准入新提议的同时，也要对扭曲贸易的棉花补贴措施进行改革。

在与美国贸易代表柯克商讨之后，乍得贸易与工业部长Mahamat Allaou Taher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西非棉花四国”（即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和马里组成的C4集团）仍在考虑美国提出的发展援助和提高市场准入的新提议。

然而，乍得部长强调，棉花问题解决方案应当双管齐下，发展援助只是其中之一。他说：“我们同时还致力于通过贸易手段来解决问题。”

Allaou Taher认为，我们迫切需要美国改革其棉花补贴政策，而不仅仅是市场准入。他指出，事实上，销往美国的乍得棉花仅占其产量的2%，而美国则是棉花的净出口国。

乍得部长还指出，两天前中国也向“西非棉花四国”提出了发展援助方案。

美国则认为，多哈回合协议的最后文本也应当包括中国削减其对国内棉花的补贴支持。

但是，Allaou Taher指出美国仍是“西非棉花四国”发起补贴改革行动的主要目标。他说：“美国不是唯一的补贴国，但是美国的补贴数额最为庞大。”

食品安全与贸易引发热烈讨论

在回应WTO总干事拉米发表于部长级会议前的公开评论时，联合国人权专家Olivier De Schutter在12月16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WTO“是在捍卫一个过时的食品安全条例。”

在致这位联合国食物权利问题特别专员De Schutter的一封信中，总干事拉米申明，他“坚决”反对“有关各国必须降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从而实现食品安全的主张。”

总干事的这一评论旨在批评De Schutter一个月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再次强调了早先的结论，即“在追求食品安全过程中，各国要尽量避免过度依赖国际贸易。”

WTO农业司主任Clem Boonekamp在16日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食品安全，这是我们总干事一直强调的，而且他所说的也完全正确。”

在对《桥》发表的独家评论中，贸易谈判代表们对这一辛辣交锋深表遗憾，他们表示希望De Schutter能接受Lamy的公开邀请，向全体WTO成员讲解他的报告。

ICTSD报道

翻译：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冯陆炜、常艳丽、罗彩丽

《政府采购协议》涵盖范围扩大

《政府采购协议》（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GPA）是WTO成立时就有的一个诸边协议，目前有42个WTO成员参加。过去十年，这些WTO成员努力谈判扩大政府采购协议的涵盖范围。昨天达成的协议可以说是GPA的第二代升级版。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扩大了金额规模。在已经纳入协议范围的5千亿美元基础上，增加涵盖了价值超过1千亿美元的政府采购合同。

第二是新的市场机会。这个升级版的GPA涵盖了新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开放的服务和货物项目也增加了。

第三，升级版的GPA强化了政府采购中有关透明度和程序的新的简易规则，有助于打击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腐败问题。新的协议也将吸引和促进新成员加入到这个诸边协议。

各国贸易官员为GPA的升级换代欢欣鼓舞，认为它不仅大幅度地扩大了市场准入机会，而且增强了法律责任的约束力。

WTO总干事拉米向媒体表示：“GPA 谈判有了结果，对我们来说是个久已未见的好消息。”

十年以来，谈判一直面临着很多困难，欧盟、美国和日本之间难以调和的分歧曾经一度把谈判带到崩溃边缘。

GPA谈判委员会主席、瑞士资深外交官Nicholas Niggli说道：“每个成员都有得有失。但是，今天的这个成绩对于世界贸易体制来说实在犹如久旱逢甘露！”

欧盟内部市场委员会委员Michel Barnier称，这次修改后的协定是一个双赢机会，将带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促进竞争。

他补充道：“尽管我们总是可以期待更多，但是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认识到这是一个平衡各方利益、具有积极意义的协定。”

Barnier还说，欧盟在获得市场方面获得了实质性收益，特别是日本铁路设备的公共采购，这对欧盟来说是一个重要行业。而且，由于加拿大省级政府采购协议也部分地纳入新的协议，这也给欧盟企业带来新商机。

这一协议的最后审议和法律修订预计将在未来三个月内完成。

中国

中国何时加入GPA是一个各方关注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政府采购数额庞大。在2001年中国入世《议定书》中，中国曾同意通过特别谈判加入GPA。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表示尚未做好加入协议的准备，主要是因为先前版本的GPA中的规则不是很清晰，比如在涵盖的机构范围以及采购活动方面。

昨天达成的升级版GPA细化了有关规则，将促进中国最终完成其加入GPA的谈判。下一阶段，加入谈判将以新的升级版文本为基础。

中国于12月的第二周提交了最新的材料，内容涵盖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下属的相关机构。截至发稿，外界不清楚中国提交的出价清单里包括了哪些具体的机构以及货物和服务项目。

但是，各国对中国的最新清单反应冷淡。美国贸易代表Ron Kirk强调，中国加入GPA“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中国的出价要与GPA目前缔约方的承诺水平相当。

Kirk说，美国认为需要改进的方面包括，中国应当将国有企业纳入协议范畴，同时增加更多的地方机构和服务领域，还应降低合同价值的准入门槛。

WTO官员表示，12月的第四周就可以公开42个GPA缔约方的出价清单。

拉米：WTO在世界经济的疾风骤雨中力挽狂澜

一贯喜欢用比喻的拉米在部长级会议的开幕致辞中警告各成员，尽管多边贸易体制帮助“稳定”了各成员的国内贸易政策，但是“疾风骤雨正在动摇锚的稳固性，并有可能将其连根拔去”。

拉米提到，2011年的世界经济可以用“动荡和飘摇”来形容，其间“全球经济增长举步维艰”，失业率居高不下。

他对济济一堂的与会部长们说：“更加自由、公平和关注发展问题的贸易制度将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他列举了GPA协议的新版本、俄罗斯、黑山、萨摩亚和瓦努阿图入世，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下贸易争端的和平解决，作为WTO成功的例证。

然而，他也批评WTO各成员未能处理好困扰多哈回合谈判的症结问题，使之拖延了十年之久。拉米说：“至今，你们都无法通过努力实现全球贸易更加平等、开放。”

拉米提醒道，为了使多哈回合走出僵局，各成员必须处理好僵局背后的“关键问题”，即：发展水平不同的成员之间，对于什么才算权利和义务平衡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

虽然他说解决问题没有“灵丹妙药”，但他提出了在2012年设立一个多方参与的专家组，旨在帮助各国明确“世界经济当前和未来的驱动力量”，从而“继续使得贸易成为发展、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消除贫困的重要力量”。

“一揽子协议”还是早期收获？

部长聚首，“交火”是意料之中。

先来看美国的核心观点。美国贸易代表Ron Kirk说，与启动多哈回合的时候相比，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影射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经济体。他说：“目前为止的谈判并未能反映这些变化。”

他表示，目前的路径无法促成谈判结果，大家“需要集思广益，从而开辟一条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舆论普遍认为，目前谈判僵局的核心是在下面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美国企业多大程度上可以进入中国和印度的市场。

印度商务部部长Anand Sharma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尽管最近几年多哈回合的进展令人失望，但是多哈回合的授权是大家经过艰苦谈判达成的，我们不能弃之不顾。”

印度部长谈到，对于将不同领域内已经达成一致的谈判结果汇总到一起，并推出谈判代表所谓“早期收获”协议的做法，“我们必须三思而后行”。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开门见山，“多哈回合谈判出现了困难”。尽管他申明中国“对新途径保留开放的态度”，但他同时也表示，只有“在多哈会回合完成以后”开展新议题才有意义，因而也含蓄地驳斥了有些发达国家有意在多哈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开展其它与贸易有关问题谈判的设想。

在其它单独声明中，一些联盟也表达了其对WTO以及多边贸易体制未来的看法。包括由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净出口国组成的凯恩斯集团提出“农业贸易政策改革尚未完成”，并指出：除非通过多哈回合谈判协议最终确定下来，否则例如2013年之前取消出口补贴措施的规定仍只会是纸上谈兵。

弱小经济体和G33集团（该集团呼吁给予发展中国家在保护农产品市场方面有更多的灵活性）也在单独声明中强调了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发展视角。

五个国家宣布不接受主席文案

12月15日早些时候，五个拉丁美洲国家发表声明，批评各成员于两周之前达成的有关“政治指导要点”的协议。

在该声明中，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提出，主席的政治指导文本“包括有意破坏《多哈部长级宣言》基本准则的内容”，因此“牺牲了一揽子协议原则的优先性”。

一些贸易官员质疑五国声明的意义，指出此项政治指导文件仅作为主席声明最终文本的基础，也仅由大会主席自负文责。官员们还指出，总理事会主席曾给予所有成员修改政治指导文件的机会，但是当时成员都没有提出异议。

有接近这五国的人士告诉《桥》刊 ，这个声明的目的不是阻碍达成协议，而是唤起人们更多地关注主席总结中的实质性内容以及如何形成主席总结的程序。

部长重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在会议首日议程即将结束时，22个国家的贸易部长以及欧盟27个成员国提出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宣言”，并强调必须将其包括在此次部长级会议最终的主席声明中。

签署该宣言的成员占有全球GDP的三分之二份额，他们或为主要大国组成的G20集团成员，或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有的同时为两个组织的成员。

该宣言切实反映了这两大集团反复想要表达的措辞，即承诺“抑制在货物和服务贸易领域设立新的壁垒、避免在出口方面设置限制措施、以及避免在所有领域（包括刺激出口）实施与WTO不一致的措施”。

部长们一一谴责了贸易保护主义，加拿大部长更是称其为“毒药”。部长们也对多哈回合谈判僵局感到遗憾，并呼吁信的办法来推动谈判。

当被问及“锁定”承诺是否会对一些依靠关税收入度日的发展中国家太过严苛时，澳大利亚代表回应道，以政策空间名义为掩护的诉诸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等于是“向着错误方向行进”。

随着大会首日议程落幕，目前各方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旷日持久的俄罗斯入世问题，毫无疑问这将成为12月16议程的一个亮点。

ICTSD报道

翻译：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冯陆炜、杨昕一、吴玉珑